堅守中國文明立場 重寫中國哲學通史
作者：陳來
來源：《孔子研討》2022年第2期
摘要：通過對標任繼愈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可以看出郭齊勇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的一些新特點。這套《中國哲學通史》堅持束縛思惟、實事求是，既擺脫了若干舊意識形態的影響，又接收了近三十年來的學術結果和新的理論結果。全書堅守中華文明立場，重視馬克思主義基礎道理同中華優秀文明相結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與共”，不僅在學術上是進步的，在政治上也是進步的。全書堅持學術創新，采用新的體系和不少新觀點、新結果，體現了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新進展和新境界。
關鍵詞：中國哲學史；中華文明立場；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作者簡介：陳來，男，1952年生，北京人，本籍浙江溫州，哲學博士，清華年夜學國學研討院院長，哲學系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哲學史、宋元明清算學和現代儒家哲學
先談談郭齊勇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這套書的整體特點。這套書，我覺得是這樣：討論這套書的意義，要對照別的包養網排名的一個對象，有包養網一個比較，然后才好來清楚這套書的意義。怎么對照呢？要有類似《中國哲學通史》的一套多卷本書來比較。在我看來，假如我們要對標與《中國哲學包養網通史》類似的一個比較對照物，應該還是任繼愈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任師長教師主編的這部書原設計是七卷，分先包養網秦卷、兩漢卷、魏晉卷、隋唐卷等。雖然這部書并未最后完成，但我還是想把它作為一個對照物，來看《中國哲學通史》這套書，通過比較來清楚這套書的包養網比較特點。
為何這樣來比？起首，雖然因為各種緣由任書并未完成，但總體來講，任書集體寫作的性質跟武年夜的書比較接近：《中國哲學通史》，是以郭齊勇傳授為焦點的武年夜哲學師友集體盡力的結果；而《中國哲學發展史》那部書是以任師長教師為中間，有任師長教師的幾個學生配合參與撰寫。這二者是附近的。
任師長教師那套書的寫作始于剛剛改造開放，也就是70年月末期，1983年出書了先秦卷，1985年出書了秦漢卷，而魏晉卷到1988年才出書，隋唐卷出書已經是1994年。但總體來講，他們開始動手的時間應該是70年月末。武年夜這部書假如說開始動手的話，則是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底，差了30年。
相隔三四十年，這個時間跨度還是比較年夜的。時間跨度比較年夜，在思惟上就有一個年夜跨度的差別。任師長教師那部書在改造開放初動手寫，當時已經開始思惟束縛，這是沒問題的。“文革”后的思潮，廣泛來講是束縛思惟，但實際上束縛到多年夜水平，是受歷史限制的。大師的心態是要改造開放，可是能改造開放幾多，它不克不及不遭到歷史限制。
這限制有兩個方面，一個就是我們對外的交通不夠，對裡面清楚不夠，就像任師長教師他們地點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位置和交通層級都比較高，又在北京，條件應該算是比較好的。即便這樣，在那個時代，對交際流還是比較少的，尤其是中國哲學史領域。別的從主觀方面來講，也還有一些限制，這限制是什么呢？這就是在改造開放的初始階段，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認知，認為對“文革”的反思應該與對封建主義的批評連在一路，認為“文革”的思惟文明本源就是中國的封建主義。任師長教師受此種認知的影響特別年夜。任師長教師之所以要把“儒學”作為“孔教”來對待，并剖析批評，佈景就是這個認知。當時不少權威人士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文革”，從意識形態的本源來講，就是我們封建主義的根子太包養深。這個原因歷史地限制了任師長教師他們寫作的一些方式論、一些問題意識，特別體現在對儒家哲學思惟的見解上。任師長教師的書從第一卷就確定了這個立場，即通過“孔教”的觀念，把儒家看作孔教，整體上對儒家包養網持批評態度，從而來批評封建主義。歷史地看，“文革”之后批評封建主義殘余自有其事理，但“文革”的思惟路線底本就是崇法批儒，假如過后還要批儒，這就屬于在改造開放初期束縛思惟還不夠的表現。用馮友蘭師長教師的話講，還沒有給儒家平反。不僅沒有平反，還加了新的“罪名”。當然，任師長教師這套書的前三卷并沒有過于襯著這層意思，所以這前三卷在學術上還是遭到大師認可的。
在70年月末，以往“唯物”“唯心”兩軍對戰的框架已經開始被打破了。所謂“打破了”就是不受此局限，還是可以用，可是并不是“唯”，即不是必定要以“唯物”“唯心”兩軍對戰貫穿哲學史。階級斗爭也可以講，但不是作為一個主線，而是要具體剖析。這些都是思惟束縛的表現。但實際上，要深入地認識中國哲學的特點，深入地認識中國哲學在每一個時段的感化，在主觀上還遭到一些限制。就是說雖然鼓勵束縛思惟了，可是本身還沒完整放開，還以批評封建主義為重要任務，這在客觀上來講就無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哲學通史》寫作開始的時候已經是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末尾，困擾任師長教師的那種思惟限制已經被年夜年夜超出了，這一點雖然從郭著具體章節紛歧定看得那么明白，可是總的來講，它的指導思惟和思惟的方式論，與任師長教師的書比擬，有一個最基礎的改變，即已經完整廢除了舊意識形態的束縛。對標《中國哲學發展史》，看這套《中國哲學通史》，這是一個帶有最基礎性的方式論基礎。
就這一點來講，我還想再多說幾句話。明天新寫的一部《中國哲學通史》，它對歷史資料的掌握，對哲學問題的剖析，應該接收幾十年以來的新的結果，這是沒問題的。此外，一個新的勝利的《中國哲學通史》，不僅要在歷史資料、人物剖析、思惟剖析上接收這幾十年來的新結果，並且應該體現這幾十年包養網理論思惟的進步和積累。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改造開放的起點，到武年夜學者寫這部書的時候，也已經過了30年。這30年來，在思惟上、理論上的進步很年夜。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這般？思惟界、意識形態領域也不都是這般。我們發現，改造開放以來，每10年都會出現一些有違改造開放總發展標的目的的、想要回頭的傾向。
所以我說，一部好的《中國哲學通史》，不僅要接收這30年來的在歷史資料把握方面的進步，在思惟剖析下面的進步，並且應該堅持、體現我們在理論、思惟方式上的進步，而不克不及后退。可是在上世紀90年月以后，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總會碰著想要回頭的一些動向。這些動向就成為包含我們撰寫中國哲學史在內的學術活動的一種干擾和阻礙。是以，我覺得這部《通史》的優點就是，它堅持了30多年來束縛思惟、實事求是的思惟進步，堅決打破蘇聯人關于哲學史論述的機械形式——那種教條式地輿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種種錯誤理論觀點，徹底拋棄了兩軍對戰、階級斗爭的陳舊方式，一向堅持改造開放的初心不變，這應該是它一個值得表揚的特點。
是以，我認為明天要恰當地評價這套書，就要把它擺在這個地位上來看，就是始終堅持我們改造發展以來的“初心”，必定要徹底廢除以前教條主義式的哲學史研討方式，包含錯誤地輿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徹底肅清這套教條主義形式在中國哲學史論述中的影響，堅持和改造開放同步、跟思惟束縛同步。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理論思惟的進步要積累，跟學術研討的進步要積累是同步的。當然這不是說明天我們每寫一部書必定要在後面寫一年夜章對舊形式的批評，這倒紛歧定，因為時過境遷了。任師長教師的書，在那個時代，一開始還要反駁舊的形式，還要論述這個部門。但在新的《通史》里面，它不是往反駁舊形式，而是把超出了舊形式的新的方式觀點，滲透在它整個導論的部門。所以，導論部門體現了這個時代對于中國哲學的新思慮，把這30年來我們對中國哲學的良多新認識表達包養網在這個導言里面，此中也就體現了包養堅持思惟束縛，要堅持學術進步、堅持思惟進步的特點。
用我們最新的講包養法，就是馬克思主義基礎道理要同中華優秀文明相結合。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這套書也可以說在這方面做出了一個無益的嘗試。這個嘗試里面包括了什么意義？我想說，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文明相結合，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現成結論為標尺，或獨一的標尺，往權衡中國現代的文明。也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歐洲哲學史獲得的一些經驗，把它單方面地孤立起來，當作權衡中國思惟文明的獨一的標尺。結合可以有多種方法。我想強調的一種方法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惟體系和中國優秀傳統文明體系來講，我懂得這個“結合”的方法，可以借用費孝通的話叫做“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各美其美”，是指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可以根據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價值立場，結合時代和環境的請求來發展；中國哲學也依照它本身的理念，實事求是地來評價本身、發展本身，結合時代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就是“各美其美”。什么是“美美與共”？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體系和中國文明體系包養網，要配合為明天的中國特點社會主義服務，這就是“美美與共”。所以這兩個體系能夠有其分歧，那就各自從本身的方面為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服務。不克不及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念作為標尺來權衡、批評中國文明，也不克不及用中國文明的某些標尺往權衡、批評馬克思主義。好比說，馬克思主義傾向于講“斗爭”，可是不克不及用斗爭為標尺，來批評中國文明里面的“和諧”理念。同樣的事理，也不克不及用中國傳統的重視“和諧”的文明，往沒有目標地、脫離實際、脫離環地步批評馬克思主義對“斗爭”的強調。
從這個意義上講，借用那句話叫“各美其美”，每個體系依照本身的目標、理念、幻想來發展，當然必須要結合歷史文明的實際，而不是用本身的標尺往權衡對方。而所謂“美美與共”是說二者在明天時代的“包養網結合”。所謂結合，不是說用馬克思主義往覆蓋中國文明，要用它一切的理論思包養行情惟往覆蓋中國文明，那就等于撤消了中國文明；反過來也一樣，也不克不及用中國文明往覆蓋馬克思主義，而應該各自負重對方的繁榮發展，各自鼓勵對方配合攜手來為中國特點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懂得的“美美與共”。
兩者的關系應該是“和而分歧”。任何一種想用異化的“同”的意識、態度往對待對方，都是違反了“和而分歧”的道理，就是單純的統一性。你必須跟我單純統一，若你不跟我單純統一我就對你完整持否認的態度，這是不合適時代請求的。
這個思惟，應該說我們經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刻發展的這么多年，這個話應該是可以這么說的。而在任師長教師他們那個時代，這個事理能夠還不克不及這么說。包含馬克思主義廣泛道理同中華優秀文明相結合，是習近平總書記到明天才明確提出請求。所以，我想這個結合，假如用我們中國人的聰明往懂得，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的結合，不克不及機械地輿解怎么“結合”，我覺得二者關系的最基礎點就是要攜手并進地為中國特點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彼此的關系應該是“和而分歧”，要超出以往的單一的“同”的思維形式往對待對方。確立一個“和而分歧”的意識，讓大師配合為中國特點社會主義服務。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通史》這部書對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優先的研討方式，并沒有往明確地給予批評，而只是往充足展現了它對中國哲學的客觀的研討和同情的清楚。它的重要的方式就是強調“客觀的研討”和“同情的清楚”。客觀的研討跟主觀的研討分歧。主觀的研討往往有一套意識形態的主觀框架，把它放在優先的位置，往撰寫中國哲學史和其它的歷史寫作。同情的清楚，這顯然是針對我們這1包養00多年來對中國文明始終采取批評優先的研討態度，是一種撥亂歸正。《通史》通過內容的豐富敘述，體現本身的研討態度，即客觀的研討和同情的清楚。雖然這部書是由分歧學者分頭撰寫的，可是我想作為武年夜的學術團體、配合體，在這一點上應該是有共識的。
評價和對待這套書，這里也要廢除舊的“文革”式的政治思維和意識形態思維。什么是新的思維？我想就應該學習2017年中辦、國辦所發布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明傳承包養網發展工程的意見》，以這個為新的標準。這代表了十八年夜以來的一種政治文明標準。假如這樣來看的話，我覺得這部書的完成應該說它符合這個文件的精力，也包養平台推薦體現了這個文件的精力。這個文件中有一句話，叫“堅守中華文明立場”。假如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這套書的完成，我認為它是合適“堅守中華文明立場”的。當然對每個思惟家的具體評價可所以多樣的，可以有剖析、有批評，但總體來講，本書的取向是堅守中華文明立場的。是以，這套書不僅在學術上是進步的，在政治上也是進步的，而不是落后于時代、沒有與時俱進的。這是我講的一個意思。
上面我談談《先秦卷》的學術特點。我本身認為，這套書中假如說哪一卷最有代表性，那就是《先秦卷》。《先秦卷》第一個部門是導論，導論的開始集中于中西哲學文明的對比互鑒。作者提出，我們反對不假反思地將東方哲學范疇應用于中國現代文本，我們也反對把中西哲學范疇當作絕對對立、不成通約的，中國哲學的中間問題及問題意識與東方哲學有同有異，且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中國哲學中的天人關系論、宇宙天生論、群己關系論、治身治國論、天道生命論、心性格才論、修養的工夫論、境界論、知行論等比較發達，中國哲學既有獨特徵，又有普世性。中華平易近族文明中的哲學聰明絕不亞于東方，需求我們在與東方哲學的對話中、對比中，超出東方哲學的體系、框架、范疇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平易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聰明與哲學思維的自立性或主體性。《先秦卷》導論包養部門提出，中國哲學有豐富的經典體系，我們不應忽視本身本平易近族及文明傳統中豐富的經典解釋傳統，中國哲學的方式學離不開中外哲學的多方面廣泛深刻的交通，但我們不克不及以東方范型為框架，而要廢除對東方社會科學與哲學方式作為廣泛方式的科學，關注懂得中國哲學范疇、價值、意境的特別性及其普適化。對傳統文明的價值理念、哲學聰明，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明的精華，越能學到東方文明之真，這才幹真正使中西文明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請求下相融會。這些都體現了既重視中外文明交通互鑒而又堅守中華文明立場的意識。
導論部門中關于中國哲學史分期的觀點，是采用了郭傳授自己寫的2006年版的《中國哲學史》教材的觀點，延用了他本身原來的認識。但這些講法也是新的講法，不是跟改造開放以前雷同的，好比說，本書有關分期的部門，他特別強調的，重要是把中國哲學發展史分為四個階段，此中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對第四階段的掌握。因為對這一段哲學史以往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都未觸及，包含任師長教師主編的教材。這第四階段是清末平易近初以來的哲學，他稱為現代哲學。他認為現代哲學的佈景是“救亡圖存”、回應東方文明的挑戰，而現代哲學的中間特點和中間課題是廣泛與特別、傳統與現代。什么是現代化的廣泛之路？什么是現代性的基礎內涵？什么是東方和中國的特別性？什么是普適的價值？什么是中華人文精力的特質？他對第四期的掌握，我覺得這個特點比較凸起。對于先秦，對于漢唐，對于宋明以后，這些雖然講法與過往也有所分歧，但對第四個時期中間問題的提煉，即把近代和現代哲學發展的主題表達出來，這個是它的特點。這個提煉也不是吠形吠聲的，而是帶著他本身多年的研討懂得。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
導論另一個值得留意的部門就是關于中國哲學的特質的敘述。這個“特質”講了七條。所謂“特質”就是特點。這七條就是“天然生機”“廣泛和諧”“創造精力”“次序建構”“德性修養”“具體感性”“知行合一”。在具體論述的時候，他把這七點的每一點，都共同了一點來說明。好比說“廣泛和諧”，具體表述的時候，他說“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創造精力”，他說“自強不息與創造精力”；“德性修養”，他說“德性修養與內在超出”；“次序建構”，他說“次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包養體感性”，他說“具體感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他說“知行合一與簡易精力”。這七點與郭齊勇傳授以前的表達并不雷同，以前有時候能夠講三點、四點，表達也有所分歧。這次提煉為七點，而每一點都力圖有一個跟它相共同的一個東西來說明。你好比說“德性修養”他加個“內在超出”，“次序建構”加一個“正義訴求”，就是把重要精力的提煉和它的一些具體表現結合起來。這也是一種創造性。以前他講中國哲學的特點是講天然生機、彼此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后幾個他在本書中都揚棄了，所以他對本身以前的一些講法，有了新的提煉，新的發展。從這個導論里面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哲學總體的一些新掌握、新懂得、新的思慮。
導論以下的各章，假如我們對標《中國哲學發展史》，我覺得這一部門的特點有這么幾點：一個就是後面有包養網心得三章是講孔子以前的思惟：一章講殷商的，一章講西周的，一章講年齡的。這些相關的內容在任師長教師《中國哲學發展史》里面包養網排名也有，可是沒有分紅三章這么年夜的篇幅來講。任師長教師《中國哲學發展史》的相應部門是余敦康寫的，講殷周之際的變革的部門講得很好，我們那時候看到他的文章都是很興奮的；包含余敦康寫的《從〈易經〉到〈易傳〉》，在《中國哲學》發表，當時很受關注。所以，對“前孔子時代”的思惟，《中國哲學發展史》也是關注過的，可是沒有效這么年夜的篇幅。本書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講從殷商到西周密年齡包養。並且由所討論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來，《中國哲學通史》已經接收了這30年來學界的研討結果、問包養網題意識。這是一個明顯之點。
第二就是《〈禮記〉的哲學思惟》一章。《〈禮記〉的哲學思惟》雖然是一章，可是這一章是比較長的。在任師長教師書中對《禮記》沒有設專章作專門處理。可是在這本書里面，作者雖然沒有說《禮記包養網》是主要章節，可是我認為他實際上是把《禮記》作為主要的章節來寫的。這當然是跟學界這30年來對《禮記》的認識是同步向前進的。因為這30年來不論在文獻研討、思惟研討方面，特別是在出土文獻的支撐下，越來越關注《禮記》的體系，對《禮記》的信念也年夜年夜加強了，所以把《禮記》作為一個主要的體系以專章來寫，這也是跟任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分歧的主要的一點。
第三是《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惟》。這一章分量也相當年夜。這和《禮記》專章是互為說明的。就是這一章所說起的出土文獻支撐了我們對《禮記》的信賴，反過來說，郭店楚簡里邊有關儒家思惟的部門又跟《禮記》內容有親密的聯系。所以從第14章《禮記》、第15章郭店和上博竹簡部門，可以明顯看到在新世紀寫的多卷本的《中國哲學通史》，若何涵融了學術發展的進步要素。《通史》的主要的職能包養網就是要把學術的進步體現在通史里面。因為通史不是專著，良多人都寫了專著，而通史要把這些專著、專題論文里面的學術進步體現在書中。當然，其它處所也會體現，好比說《老子》的一章，光是《老子》的作者、文本的考論部門就挺長的。普通的哲學史教材不會那么詳細討論作者和文本問題。這些討論也接收了我們這三四十年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進步，也可以看出來作者在主觀上很是自覺地留意汲取學界的結果和進步。
所以這幾部門加起來，應該說體現了作者在導言里面提的“四新”：新資料、新結果、新方式、新框架。“新資料”，好比說郭店、上博楚簡部門明顯是新資料，當然其它部門里面也體現了新資料。“新結果”，包含《老子》的作者、文本的研討。“新方式”“新框架”怎么懂得？我覺得有些處所是可以體現的。如殷周年齡三章、禮記章、郭店上博章，都是屬于新框架的。可是框架不只是指章節設立的框架，我懂得這個“框架”還包含論述的問題意識和那些專節所確立的題目。好比說《禮記》章里的“生態倫理思惟”，我覺得這也算是屬于新的框架。再好比說《禮記》章里的“終極崇奉與天人關系”，也算是屬于“新框架”這一類的。
《郭店上博竹簡》章里邊有一節叫“道法家刑名思惟”，是講《恒先》的。可是“道法家”這個包養網比較概念是裘錫圭最早在上世紀70年月末提出的，那個時候是對馬王堆帛書的《黃老帛書》提出的，是針對黃老思惟提出的“道法家”。本書就用了“道法家刑名思惟”。假如比起任師長教師那部書來講，這應該也是屬于“新方式新框架”的一種，有些學術研討的提法如“道法家”，以前是針對黃老四篇提出的，不太被重視，而本書用此觀念懂得、認識《恒先》。有些人還是把《恒先》作為道家來看的，可是本書是把它作為道法家來看。所以我覺得所謂“新框架”，也包含在二級標題反應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框架的包養網價格層次上。
最后，本書特點之一，就是大批汲取海內中國哲學研討的結果，包含外國學者的、海內中國人的結果。這一點很主要，它反應了我們改造開放以來的學術進步。任師長教師那部書顯得“開放”不夠，因為那時我們跟裡面沒有接觸、沒有交通。本書大批汲取了海內中國哲學研討的結果，包含他們的概念，哲學史剖析的概念，哲學問題的關注，對于中國哲學史總體的懂得，等等。所以本書對中國哲學體系的提煉、總結里面，也是充足汲取了這些東西的。這是本書的優點。改造開放的結果怎么體現，就是要看我們對內部世界有關中國哲學研討的結果有沒有接收。開放的一個主要的標志就是我看到了裡面的東西，並且能看到它的好處，能夠把它接收為我所用，這個是本書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假如這樣看，我就覺得它的開放度是很高的。東方漢學家的著作的良多觀點他也接收了，特別是噴鼻港、臺灣的學者的中國哲學的著作，作者包養網比較長短常關注的。
假如說到這方面還需加強的處所，包養可以提一點，就是對海內中國哲學研討結果的關注中，本書似重視牟宗三，而相對忽視唐君毅。我看到這本先秦書里面很少援用唐君毅的著作，而較多出現對牟宗三的援用。這一點我認為還是值得考慮的。在通史的撰寫上，我覺得唐君毅能夠更主要。因為唐君毅是寫了《中國哲學原論》的。《中國哲學原論》有《導論》，《原道篇》有三論，有《原教篇》《原性篇》，加起來六論六年夜本，那可以說是相當于任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發展史》，而可以稱為本書的參照物。而《中國哲學原論》自己比普通的《中國哲學史》要厚重得多，對《中國哲學通史》的寫作的啟發也應該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