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與歐洲文明的戰后重建
作者：董成龍（北京外國語年夜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討院講師）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摸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一日辛丑
耶穌2019年7月3日
摘要
雅斯貝爾斯1946年初次提出“世界歷史的軸心”概念，后來在1949年發展為“軸心時代”的術語。學界關于“軸心時代”的研討重要逗留在史實對比或用以反對歐洲中間論；廓清“軸心時代”的歷史命意，有助于準確定位該術語及雅斯貝爾斯的歷史哲學。通過歷史語境的文本考核，可以發現，軸心時代的提出及其伴隨的世界歷史敘事，包括著深入的時代精力診斷：
（1）以新的“歐洲精力”對抗納粹的“精力”；（2）以軸心時代的文明共振，對抗軸心國的聯盟；（3）以“世界次序”對抗納粹的“世界帝國”；（4）以世界的歐洲對抗歐洲的世界，以歐洲的德國對抗德國的歐洲。但是，“軸心時代”以戲仿“軸心包養情婦國”的方法對抗它，卻也能夠墮進該詞的思惟圈套，后人應當慎用沉思。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與墨索里尼（Mussolini，1883-1945）同年，終其平生伴隨納粹政治與歐洲文明戰后重建的歷史進程。1937年，雅斯貝爾斯被解職，1946年才重返校園，參與海德堡年夜學重建。1948年，雅斯貝爾斯遠走他鄉，假寓并執教于瑞士巴塞爾，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ar，1900-2002）接替他在海德堡年夜學的傳授職位。
這位繼任者的解釋學提醒讀者要考核作品的“後果歷史”，文本一經問世就脫離了作者的掌控，作者的那個意圖就變成了絡繹不絕的解釋者的諸多意圖。雅斯貝爾斯曾認定中、西、印三年夜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間實現同步衝破，這一時期即“軸心時代”（Achsenzeit），雖然他自己的書包養網心得信、論文和專著都很少說起“軸心時代”，但在他的“後果包養條件歷史”中，該詞無疑是高頻詞。
在漢語學界，“軸心時代”往往被用以說明歐洲中間論的荒謬，也構成了超乎作者意圖的“後果歷史”。該術語有時還被譯為“軸心期”或“樞軸時代”，有論者指出，應當譯為“轉軸時代”，從而與“軸心國”（Achsenmächte）的“軸”相區分，否則年夜不敬。[1]問題在于，即使在翻譯時做技術處理，若何解釋雅斯貝爾斯選擇與“軸心國”共享統一個“軸心”（Achse）詞根？
研討這一問題，或許能夠發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歷史命意。本文將以雅斯貝爾斯的《論歐洲精力》（1946）為關節，結合《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和《年夜哲學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1959）等作品，借助他的自傳及其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人的書信，對照歷史語境加以考核。
一、歐洲重建與世界歷史
包養行情雅斯貝爾斯1946年9月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的初次年會，主題是“論歐洲精力”（Vom europäischen Geist）。納粹當局濫用“精力”（Geist）一詞，致其意識形態化，這不只是德國現象，更是一種國際現象，[2]那么，二戰結束后一年舉行有關“歐洲精力”的會議，就顯得別有深意了。
雅斯貝爾斯在日記中寫道：“那些幸免于難者必定要肩負這樣的任務，為此他應當耗盡他的余生。”[3]歐洲知識分子組織這次戰后會議，就是要重建精力家園。雅斯貝爾斯指出中國、印度和歐洲是三個平行發展的偉年夜精力，源頭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即“世界歷史的軸心”。[4]
在討論環節，誰都沒再提“軸心”，當然能夠因為沒有將其視作術語，甚至雅斯貝爾斯也只是在發言中兩次說起罷了，但考慮到他三年后就出書了《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而在那里，“軸心”確切無疑是一個主要術語，此時的雅斯貝爾斯應用“軸心”，想必是決心為之，而與會賢達避而不談，生怕恰是因為二戰的歷史語境迫使他們對“軸心”堅持警戒，畢竟當時的急切訴乞降常識是要“往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而“軸心”和“元首”一樣，都是被納粹敗壞了的詞。
納粹統治時期，許多同事都折服于當局，雅斯貝爾斯卻不為所動，“借使倘使羅馬人活著，必定會授予他貞固之士的稱號”。[5]既然這般，他為何反倒在納粹終結后應用與納粹術語附近的語詞？
1946年9月18日，雅斯貝爾斯致信阿倫特，流露了對這次會議的依靠：“一些人將歐洲精力發展為一種歐洲的平易近族主義。但明智的人考慮的所有的都在這個世界中。”[6]雅斯貝爾斯關心的是整個世界，而不只是歐洲或德國，這觸及他的戰爭罪責鑒定：“一切人都配合負責，這在于其配合的來源之根與其目標。”[7]
是以，在1948年假寓巴塞爾之后，他“參與時代任務”的重要任務，就是在“歐洲哲學的終結”之后找到“進進將來的世界哲學之路”[8]。1947-1948年間，雅斯貝爾斯致信阿倫特，此中兩次都提到了有關三年夜文明作為世界歷史來源的研討：
這學期我還有關于德國的講座——我想是最后一次了。下學期,我預計講現代哲學（中國、印度與希臘）。（引者按：這個計劃）有些包養留言板狂妄，因為我要依附對亞洲各個世界的翻譯。在納粹時期，我樂意思慮人道的基礎，現在我預計讓它在學說中顯現。[9]
二戰的“臨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讓雅斯貝爾斯由戰后德國問題轉進現代哲學問題——換言之，要繞道古典文明，才能夠做好戰后歐洲的文明重建。《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頻繁出現“世界歷史”，顯然是在討論世界歷史的來源和目標。雅斯貝爾斯劃定了世界歷史的四個階段：
（1）普羅米修斯時代（語言、東西的構成，火的應用），人成為人；（2）現代高度文明的樹立；（3）軸心時代，人在精力上成為真正的人，具有完整的開放性（《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第一部門是“世界歷史”，而“世界歷史”的第一章就是“軸心時代”），“是明確權衡各個平易近族對于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的標準”；（4）科學技術時代。
貫穿這四個階段，有過“兩次呼吸”，第一次是從普羅米修斯時代到軸心時代，第二次始于科學技術時代，是“新普羅米修斯時代”或“第二軸心時代”。[10]
世界歷史四階段的另一種說法是“世界圖式”三階段：史前時代、歷史和世界史。軸心時代就是歷史的到來，從軸心時代談起，不是談人類學或生物學意義上的“歷史”，而是談屬于人世的歷史。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進進科學技術時代以前的歷史只是部分史，而非真正的世界史。
無法否認，在軸心時代到科學技術時代之間的這段時光，東西文明都沒有產生真正的世界歷史進程。但科學技術時代的來臨則使得世界歷史成為能夠，人類由“歷史”進進“世界歷史”或“廣泛歷史”，隨之也出現了多種世界圖景。
“現在將要發生的事務是廣泛的和包含一切的，不會再有中國或歐洲或美洲的界線了。嚴重的事務，由于是整體性的，同樣會具有一種后果很是嚴重的特征。”[11]一個邪惡的世界圖景顯然會帶來世界性的災難。
二、包養管道納粹政治與百年國故
1936年，墨索里尼談到德國與意年夜利一起配合時提到：“柏林—羅馬的垂線并非一種切線，而是一個軸心，可以讓懷著一起配合與戰爭意愿的一切甜心花園歐洲國家一起配合起來。”此后，“柏林—羅馬軸心”一詞開始應用。《包養網VIP布洛克豪斯國民百科》（Volks-Brockhaus，1940包養意思）寫道：“柏林—羅馬軸心……表達了平易近族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在國家觀與世界觀上的親緣性。”[12]
1940年，德意日三國簽訂協議，于是出現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和“軸心國以及軸心武裝氣力”。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就曾“畫過一個以柏林、東京和羅馬為支點的三角形，代表未來世界結構”。[13]
軸心國的設想是一種世界圖景，與之婚配的現實政治是：墨索里尼要恢復古羅馬帝國的霸業；希特勒最喜歡的德文詞就是“世界觀”（Weltanschauung），他在強調德國軟弱和重振雄風的精力緣由時，絕不遲疑地應用了“世界觀”，他認為“一個平易近族的奮斗目標就是統治世界”；japan(日本)法西斯則要先掠奪中國東北，進而占領中國、稱霸亞太，最終奪取世界霸權。[14]柏林—羅馬軸心要掃蕩歐洲，聯合東京之后就要席卷全球了。
納粹統治是暴力（槍—肉）與洗腦（筆—心）的結合，納粹極權主義者是現代智術師（武裝的智術師），玩弄言辭，曲意逢迎政治訴求。[15]在希特勒之前，“領袖/元首”（Führer）是一個體面的通俗詞，卻在戰后德語中消散了。[16]雅斯貝爾斯對納粹政治形成的言辭腐敗深有體悟：“我們的時代是各種各樣的簡化年夜行于世的時代。標語口號、一切都可解釋的廣泛性理論、粗鄙的反命題都獲得了勝利……詞匯被作為偽幣應用。”[17]
“既然我們還活著，就應該有興趣義”；既然有腐敗，就需求反腐來“轉變”。1945年的二戰結束時刻，雅斯貝爾斯就與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等人合編《轉變》雜志（Wandlung），當時的考慮是“在當下的危機中，陳舊的已遭毀滅，而新環境的形態尚未被發現”。[18]“面對虛無我們又抖擻起來”，他要重拾“歷史的基礎”——“起首是千年的德國歷史，然后是歐洲的歷史，再然后是整個的人類歷史”。[19]
戰后重建的緊要問題就是若何安頓德國，起首就是德歐關系——德國1871年統一后，就出現了“德國的歐洲”（deutschen Europa）還是“歐洲的德國”（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這一問題。[20]十九世紀歐洲突起，產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系正面遭受東方世界（重要為中國、印度與japan(日本)），歐洲與全球意義上的世界的關系問題隨之而來：是歐洲的世界還是世界的歐洲？這兩層問題貫穿一戰與二戰。
除此之外，雅斯貝爾斯還台灣包養有古今之變的歷史考核。他起包養合約首回顧軸心時代，進而拉近到1500年以來的世界：“五百年以來，歐洲人將全世界納進了其路況網之中”，又追憶“百年以來”的歐洲年夜業：“歷史意識由危機意識決定，這一危機意識自百余年以來在緩慢增長，明天作為幾乎一切人的意識而彌漫開來。”
從軸心時代的古典文明到百年國故，雅斯貝爾斯游走千年的旅行過程后聚焦近幾十年來的舊事（“全人類的一切現代文明被卷進配合的毀滅或創新的潮水之中，這一事務的主要性直到近幾十年才為人們所意識到”），從中反思歐洲文明的戰后重建。[21]
三、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
我們所尋求的歷史哲學的整體觀，應當讓我們領悟我們本身在整體歷史中的狀況。歷史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廓清當下時代的意識，它指出了我們本身地點的地位。我們和我們的當下處在歷史之中。假如當下在本日的狹隘視域中墮落為單純的當下，那么它就會喪掉其深意。我盼望借助于這部著作晉陞我們當下的意識。[22]
雅斯貝爾斯有關世界歷史的思慮和對納粹的反思緊密相關，對他而言，“歷史的主要性在于運用它來摸索哲理，而不是為了它自己”。[23]所以，他研討世界歷史，不是要寫一部世界史或普世史的歷史作品，而是要寫一部“哲學的世界史”，研討“包養甜心從中國到歐洲的一個整體，即人道的本源”，換言之，要對歷史做一種非歷史的反思，聚焦于“世界歷史的問題和關于我們本身活著界歷史中的處境問題”。
《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分三個部門，第一部門“世界史”，第二部門“當下與未來”，第三部門“歷史的意義”，可見他有關世界歷史的研討是為了當下和未來，追問“歷史能給我們帶來什么”。[24]
“軸心時代”的實際所指（四位“思惟范式的創造者”：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構成了《年夜哲學家》的焦點架構，這四位關心一些配合的問題，他們探討“若何逃脫苦難與逝世亡”，“這同時也是我們與世界的關系問題”。[25]軸心時代的“人們看到災難就在面前”，“哲學家們從一個國家到別的一個國家，他們成為了謀士和導師”。[26]
雅斯貝爾斯舉的例子是孔子（衛國）和柏拉圖（敘拉古）。要了解，1934年，海德格爾卸任僅執掌一年的弗萊堡校長，前往教席，同事問的就是：“君從敘拉古來？”從中也可看出軸心時代與歐洲現實的某種關聯。
雅斯貝爾斯在《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中“軸心時代”這一章征引了黑格爾（Hegel，1770-1831），但黑格爾的原文是：“世界歷史圍繞這個樞紐（Angel）旋轉。”[27]有論者留意到黑格爾說的是“樞紐”而非“軸心”，卻未作深究。[28]
問題是，雅斯貝爾斯能夠記錯了原文，但假如記錯原文卻應用了納粹術語，就顯然不是偶爾的記憶誤差了。他特地將追溯的歷史“來源”命名為“軸心時代”，[29]不難發現，既然他認為納粹主義“把哲學看作致命的精力敵人”（政治對抗哲學），[30]他此時就是用“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哲學對抗政治），擔起歐洲文明的戰后重建。
借助“戲仿”理論，或許可以更好地掌握雅斯貝爾斯的意圖。戲仿就是借助別人的話語，指向相反的意象。智術師用模擬掩蔽本真，引發“正理正理之爭”，[31]雅斯貝爾斯進室操戈，用智術師擅長的“模擬”，“戲仿”納粹政治（武裝的智術師）。
雅斯貝爾斯的歷史解釋是一種危機經驗，也是直接在說歷史的徹底塌臺……歷史進程能夠通過遺忘而割裂。
軸心時代的觀念應該解讀為一種應對納粹獨裁創傷的符咒。其所有的內容都是為了與一種價值情勢聯系起來。這種價值情勢需求懂得為一種人性主義的信心。[32]
四、世界次序對抗世界帝國
世界歷史的審判不只需清算歷史，更指向當下和未來。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包養管道，現代所包養app謂的帝國還是部分的，而真正進進到世界歷史之后，全球意義上的世界圖景才出現。雅斯貝爾斯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未來的發展能否是明確的，能否需求通過恐怖的苦難、歪曲，通過可怕的深淵才幹通往真正的人類。”[33]往者不成諫，來者猶可追。
納粹的計劃是通過德意日軸心國聯盟，轉動歐洲甚至世界；它的基點是德國的歐洲，而非歐洲的德國，勢必走向歐洲的世界，即軸心國統治的世界包養網車馬費帝國，“以聯合起來的歐洲氣力馴服世界，將世界歐洲化”[34]，而雅斯貝爾斯心心念念的則是世界的歐洲。
軸心國的世界圖景是“世界帝國”（Weltimperium），通過壟斷暴力而達到世界戰爭；雅斯貝爾斯則主張“世界次序”包養感情（Weltordnung），對抗“世界帝國”的世界圖景。在這個世界次序中，“除了通過協商配合決定而獲得統一之外，沒有應用統一的強權”，“其結果并非是一個世界國家（Weltstaat，這意味著世界帝國），而是在協商和決定之中不斷重建、在法令范圍內自治的國家次序，是一個廣泛的聯邦制”。[35]
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曾說起《納粹德語》（Nazi-Deutsch，1944），指出德語中“Siegfriede”（勝利的戰爭）與“Siegerfriede”（勝利者的戰爭）有明顯分歧，但甚至德國人也不不難聽出區別。二者包養網推薦都是勝利之后的戰爭，但“勝利者的戰爭”卻強調一個聯盟的馴服所安排的戰爭。[36]“軸心國”的設想就是勝利者的世界帝國，而雅斯貝爾斯則是要用世界次序對抗世界帝國。
落實到戰后世界格式的具體判斷，雅斯貝爾斯認定“american是政治次序和不受拘束的獨一盼望”，又說到“世界歷史今朝取決于克里姆林宮的人們”，“歐洲的命運取決于american和俄國的政策”。[37]他曾經就援用到托克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的驚世年夜判斷——托克維爾猜想的“未來”世界圖景恰是雅斯貝爾斯眼下的“現實”世界圖景：
當當代界有兩年夜平易近族，從分歧的起點出發，但似乎走向統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american人……它們的起點分歧，途徑各異。但是，此中的每一平易近族都似乎遭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38]
雖然這般判斷年夜勢，雅斯貝爾斯的眼光卻聚焦于american和瑞士。俄國職業反動家列寧（Lenin，1870-1924）幾度往瑞士休假，卻不喜歡瑞士。[39]雅斯貝爾斯為什么這般重視這塊彈丸之地？在他看來，瑞士狹小，卻以聯邦制實現了政治不受拘束，“看起來似乎是歐洲和世界一體的能夠形式”。[40]
不由讓人想到朱熹（1130-1200）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一則注解：“滕國偏小，雖行暴政，未必能興王業，但可以為王者師。”雅斯貝爾斯對待瑞士，亦作如是觀。看好瑞士，以期變革歐洲，加爾文（Calvin，1509-1564）、盧梭（Rousseau，1712-1778）都曾這般，雅斯貝爾斯以言行事，以言辭的世界次序批評現實的世界帝國；又以行明志，戰時不離德國，深愛祖國地盤，戰后出走瑞士，反思歐洲重建。
american和瑞士“具有寬容的精力，戰勝自我，甚至在冤仇之中從感性出發與別人重歸于好”，能夠“在時代的風潮中”找到“戰爭轉化反動者的途徑”。[41]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和他們的聯邦制有關。假如他熟稔中文的話，或許會直接把“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翻譯成“協和萬邦”，這不恰是他所懂得的“聯邦”之義嗎？
世界帝國暴力而獨裁，世界次序戰爭而不受拘束，那么若何改變暴力和獨裁的處境呢？“一旦達成獨裁制，不成能從內部廢止”，“一切從內部反對它的東西都將被消滅”，是以一旦“所有的墮入世界獨裁”，[42]那就無法束縛了。
關于這一命題的直接性命親身經歷是，雅斯貝爾斯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夫婦即將在1945年被納粹處決，在等候逝世亡的最后那幾天，american束縛了海德堡，將這對德國人從德國政權中束縛出來。也就是說，要從內部的開放推動內部的改制，內部是什么？既是空間的東西文明，又是時間的古今對話。所以他才有上文所說的德歐關系和軸心時代之論，以及百年國故與世界歷史的思慮。
五、命運與意志
就職弗萊堡年夜學校長包養網推薦前夜，躊躇滿志的海德格爾于1933年4月3日致信雅斯貝爾斯，說到：“一切一切都取決于，我們能否為哲學準備了適當的執行地點，并且幫助它獲得發言權。”[43]
海德格爾的《德國年夜學的自我主張》（1933年5月27日）年夜談“命運”與“意志”，年夜學師生要“在德國命運極度艱難的時刻承負它的命運”，“尋求德意志平易近族的歷史精力任務的意志”；而“領導者們本身起首，并且在任何時候都包養一個月是被領導者”，[44]納粹信條的焦點是“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這位愚人顯然是盼望像霍布斯（Tho包養站長mas Hobbes，1588-1679）用《利維坦》馴化利維坦普通，“領導領袖”（Führer führen）。[45]
1933年的雅斯貝爾斯同樣關心命運與意志，他也想重建年夜學。[46]1967年，雅斯貝爾斯為本身“蓋棺定論”，出書《命運與意志》（Schicksal und Wille），還是在呼應三十年前的危機時刻和本身的思慮初志。
從1946年重建“軸心”，參與重建海德堡年夜學，到1967年重建“命運”與“意志”，雅斯貝爾斯的著眼點都是戰后重建問題，正因其表達與戰時納粹用語類似，才更凸顯出取而代之的意圖。
墨索里尼要重建羅馬帝國，雅斯貝爾斯也要重建羅馬帝國，但他要開拓的事業是“不凡的配合命運”，在他看來，“由于技術現實，這種統一已這般確鑿無疑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就像當年在地中海沿岸國民眼前的羅馬帝國一樣”。[47]
既然要世界統一，那能否需求黑格爾筆下那種“世界歷史平易近族”？雅斯貝爾斯認為，參與時代衝破的平易近族是“歷史平易近族”，沒有參與的則是“天然平易近族”；軸心時代的擔綱者則是“軸心平易近族”（Achsenvölker），它們是“反動的少數的平易近族”，“產生了人類內部的歷史性配合來源”。雅斯貝爾斯劍走偏鋒，就是要以接近的話語扭轉被納粹腐敗的“平易近族”和“國家”。[48]
“巴塞爾和約（1795年）是康德撰寫《論永遠戰爭》的外界誘因。”[49]兩次世界年夜戰也迫使雅斯貝爾斯思慮世界歷史與永遠戰爭（pax aeterna）的話題。雅斯貝爾斯提到了“一切人和諧分歧的未來圖景”：“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50]
這段《舊約·彌迦書》（4:3）的話，很明顯是說要化戰爭為戰爭，但是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他必在多國的平易近中實施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長短。”看來在戰爭轉向戰爭的時期需求一個審判者。這樣一來，世界歷史的敘事就有能夠重回黑格爾的老路，需求一個主導者或中間。
雅斯包養網VIP貝爾斯曾自負地指出，費希特（Fichte，17包養金額62-1814）、黑格爾和謝林（Schelling，1775-1854）等人的問題在于，他們都“把本身的時代解釋為最深入的歷史轉折點”，與這些先賢的“自我欺騙”分歧，他自己深知“當下并非第二軸心時代”。[51]
但是，雅斯貝爾斯思慮重建時的局限在于，他不非常清楚亞非拉的平易近族束縛運動，看到的更多是歐洲之于亞非拉是先進帶動后進；雖然在軸心時代的敘述中提到了三年夜文明的齊頭并進，但是歷史的此端最終還是歐洲成為世界歷史的擔綱者。
雅斯貝爾斯要用“周全視角”研討世界歷史，結果還是落進某種“中間視角”；他在戲仿“軸心國”的過程中，也落進其思惟騙局。既然軸心國的掉敗已經告訴我們“認為一個軸心可以轉動世界的觀點是傲慢的”，那“用絕對的中間視角審視全人類，明天誰還會信？”[5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反思一戰，阿倫特卻覺得他的平易近族復興計劃隱藏殺機，[53]不知她讀到雅斯貝爾斯的《論歷史的來源與目標》后又作何感觸？
六、余緒
雅斯貝爾斯包養感情深刻腐敗的德語，以“軸心時代”戲仿“軸心國”，可謂不進虎穴，焉得虎子。時人卻退避三舍，對此堅持緘默。數年之后的《年夜哲學家》雖然也講人的精力衝破，卻不復應用“軸心時代”這一概念，亦足見其定名實乃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權宜之計。
德意志第三帝國征引歷史資源服務現實政治，所以戰后德國古典學家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將塔西佗（Tacitus，55-120）的《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視作邪惡書單榜首。[54]與這種否認性的視角分歧，雅斯貝爾斯重談歷史的來源與目標，要從第一次軸心時代重啟新征程，是一種確定性的嘗試。
雅斯貝爾斯定名“軸心時代”，有其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考慮；這一概念產生后，東東方的研討者天然也各有歷史企圖。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1923-2010）側重猶太人問題，他借用這個概念，追問現代世界或資本主義的來源。[55]
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研討“技術軸心時代”，實際是接著馬克斯·韋伯研討“軸心原則”和“感性化”。[56]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羅哲海（HeinerRoetz，1950-）等海內漢包養一個月學家和許多漢語學人關心的則是引進“軸心時代”概念后的中國敘事。
通過對“軸心時代”的歷史化解讀，可以呈現這一概念在戰后時刻的特別歷史命意，或許與漢語學界拿來否認歐洲中間論的初志未必吻合。問題也隨之而來，能否必定需求一個歐佳麗士有關歐洲中間論的反思？這種訴求自己，怕仍舊處在歐洲中間論的窠臼之中。
漢語學界討論軸心時代與中國，起首要模仿雅斯貝爾斯自己的做法，切進本身的百年國故與世界歷史。對于漢語學人而言，假如不起首超脫解釋的“後果歷史”和“層累堆積”，只是單純借用軸心時代的概念描寫東東方古典文明，而沒有進進雅斯貝爾斯自己的歷史語境和問題意識，則能夠掉往晚清以來華夏士子研習西學的最基礎命意，緣木求魚，其可得乎？
*本文曾于2018年夏季在長春的一次會飲上宣讀，受限于版面，發表時刪往若干注釋，而今補上。
*北外歷史學院的博士生莊超然和法語系的碩士生陳暉，分別搜尋并翻譯了德語和法語的部門研討資料。特此致謝。
注釋
[1]カール·ヤスパース，《歴史の來源と目的》，重田英世訳，幻想社，1971年；吾淳，《雅斯貝爾斯“軸心期”時間同步性的奧秘》，載《摸索與爭鳴》，2016年第8期，第122-126頁；陳啟云，《中華古文明中的“超出”哲思：“軸心”與“轉軸”》，載《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第5-15頁。
[2]沃格林，《希特勒與德國人》，張新樟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第92頁。
[3]轉引自李雪濤，《論雅斯貝爾斯歷史哲學的構想》，載《德語人文研討》，2015年第2期，第72頁。
[4]Karl Jaspers,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Reden und Aufsätze,München:R.Piper&Co包養俱樂部 Verlag,S.278.L’esprit européen,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Tome I,Neuchâtel,LesÉ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1947.
[5]雅斯貝爾斯，《年夜學之理念》，邱立波譯，“媒介”，上海國民出書社，2007年，第15頁。
[6]“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1946.9.18),Lotte Köhler,Hans Saner(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München.Zürich:Piper,1991,S.93.
[7]雅斯貝斯，《論悲劇》，載《雅斯貝文雅集》，朱更生譯，青海國民出書社，第452-453頁。
[8]轉引自Lars Lambrecht,“Lust,ein Weltbürger zu sein.Zu Jaspers Geschichtsphi包養故事losophie”,Discussion Papers 50,University of Hamburg,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CESS/ZÖSS),2015.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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