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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皆史”與“經史分立”——章太炎與廖平經史觀之比較
作者:苗澤輝(四川年夜學歷史文明學院博士生)
來源:《中華文明論壇》2025年第1期
摘要:章太炎與廖平在經史觀上存在顯著差異。章太炎提出“六經皆史”,解構了傳統經學的神圣位置,推動了學術研討的不受拘束與開放,促進了學術范式的重構。廖平則堅持“經史分立”,認為經學與史學在性質、效能及價值取向上存在本質區別,并通過對微言年夜義的深刻闡釋,維護了經學的獨立性與神圣性。兩人經史觀念的差異,從最基礎上而言,是源于對傳統文明現代腳色與價值的分歧定位,以及對若何在新舊瓜代的時代佈景下構建學術體系的分歧主張。這一不合,不僅是個人學術觀點的交鋒,更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張力的體現。
關鍵詞:章太炎 廖平 六經皆史 經史分立
經史關系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復雜而主要的問題,也是歷代學者探討的焦點。但是,隨著時代演進和學術變遷,經史關系不斷呈現新的面孔。近代以來,東方學術的引進推動了學術現代化進程,同時傳統學術也面臨轉型壓力,急需在繼承與創新間尋求均衡。在此佈景下,章太炎以其“六經皆史”的論斷,將儒家經典置于歷史文獻的視域下從頭審視,既沖擊了經學神圣化的傳統觀念,又強調了歷史文獻在學術研討中的基礎性感化[1]。比擬之下,廖平始終堅持“經史分立”的立場,強調經與史在性質、效能及價值取向上存在本質區別,試圖在急劇變動的時代佈景中捍衛經學的位置和價值[2]。
包養網
盡管章太炎與廖平的經史觀存在顯著差異,但他們都試圖在動蕩與變革的特別環境下為經學尋找新的定位與價值。章太炎重視經學的歷史性與科學性,而廖平則更強調經學的神圣性與權威性。兩人經史觀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學術觀點上的不合,更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東方在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中的對話與碰撞。但是,現有研討多集中于對兩位學者經史觀的獨立剖析,較少直接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及其學術影響。是以,探討“六經皆史”與“經史分立”兩種經史觀在分歧學術語境下的具體表現及其背后的思惟淵源,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周全地輿解二人的學術思惟,還能提醒近代學術轉型的復雜過程及其背后的時代動因。
一、章太炎與廖平經史觀的理論不合
“六經皆史”說是經史關系研討中的主要議題,其經劉向、劉歆、郝經、王守仁和章學誠等歷代學者闡發[3],成為中國經學史和史學史上的主要議題。但近代以來,此說被學者們進一個步驟分析與發掘,其內涵與意蘊又產生新的變化。此中,無論是章太炎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確定與深化,還是廖平對“六經皆史”說的反對與駁斥,均使得經史關系的討論發展至新的階段。而要剖析章太炎與廖平在經史觀上的理論不合,起首需求清楚二人對“經”與“史”的定義與詮釋。
(一)“夷六藝為古史”:章太炎包養的“原經”路徑與經史詮釋
章太炎對“經”的詮釋,起首從“經”的本義進手,追溯其歷史淵源。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章太炎指出:
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行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4]
在章太炎看來,“經”最後是書籍制作的一種物理形態,即用絲線編連竹簡成書,后逐漸演變為群書通稱。但先秦時期,并非一切書籍都能稱“經”,“所謂‘經’,乃是官府主要典籍和各學派主要著作的稱謂”[5]。在《原經》中,章太炎進一個步驟以歷史目光提醒“經”的本真臉孔:
《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為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令為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為經。
按章氏的觀點,“經”最後并無神圣或特定意涵,僅是兵書、法令、教令等古籍通稱罷了。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6],“經”逐漸成為儒家經典的專屬稱謂,其神圣性與權威性也隨之確立。
清季平易近初,經典的權威性和神圣性逐漸崩潰,即“近代經典的淡出”[7]。羅志田將其區分為“無意識的推動和有興趣識的盡力”[8],并將后者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清季已開始的使經典‘往神圣化’;二是平易近初特別明顯的整體‘往經典化’。”[9]從這一視角來看,章太炎“以歷史目光‘原經’,而‘原’至于最古時代,‘經’只是古書之統稱”[10],實際上廢除了經典神圣化的觀念。是以,“經”者,線裝書之謂也,是書籍制作的物理形態與技術手腕。此種解釋旨在反對將六經視為絕對真諦的今文經學,將經學置于史學視角之下審視,從而崩潰了“經”的神圣性。
在從頭詮釋“經”的同時,章太炎也對“史”的概念進行了擴展與深化。他指出“古無史之特稱”[11]。現代文獻分類并不像后世那樣明確區分經、史、子、集,許多典籍同時承載著歷史記載的效能,是以章氏指出“《尚書》《年齡》皆史也”[12]。章氏進而拓寬史學范疇,將《周禮》所述官制、《儀禮》所記儀注等視為史學旁支,甚至將禮樂、詩歌亦納進史學領域。他認為包養“《詩》之歌詠”[13]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反應當時社會的史料,尤其二雅中的史詩部門,直接映照歷史事務。此觀點將文學與史學緊密相連,衝破了傳統史學界線,拓寬了史料來源。而《易》所涵蓋的內容極廣,“關于哲學者有之,關于社會者有之,關于出處行躲者亦有之。其關于社會進化之跡,亦可列進史類”[14],是以,章太炎指出“史與儒家,皆經之流裔”[15],“史與經原形通,子與史亦相通”[16],它們配合構筑了中國傳統文明的主要基石。
章太炎在“原經”的過程中,不僅從頭詮釋了“經”與“史”的概念,更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全新的論述。他繼承并發展了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贊其為“撥云霧見彼蒼”[17]。但是,在經史關系的闡發上,他并未止步于後人的理論框架,而是提出了“夷六藝為古史”的創見,意在從最基礎上解構經學在傳統社會中被神圣化、絕對化的觀念。章太炎于《經的年夜意》中指出:
《尚書》《年齡》當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這不是史,又是甚么東西?……《易經》也是史。……經外并沒有史,經就是前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經。[18]
章太炎剖析六經來源與內容,明確指出經外無史、經史同源一體。但他比章學誠走得更遠,認為“六經”并非載道之書:
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包養網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低。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19]
章太炎認為孔子刪定六經之舉,與司馬遷、班固撰寫史書并無二致,意在“貶經為史”,將六經視為歷史典籍,否認後人“經以載道”的通行見解。張昭軍認為:“章太炎‘夷六藝于古史’,提出‘經者古史,史即新經’,經史并論,必定水平上沖擊了傳統的‘尊圣崇經’觀念。”[20]關于章太炎對“尊圣崇經”觀念的沖擊,重要體現在他將經學置于歷史的長河中進行考核,不再局限于經籍的文字訓詁和義理闡發,如《訄書·清儒》有云:“六藝,史也。上古史官,司國命,而記注義法未備,其書卓絕不循。”[21]他通過引進歷史視角,將六經視為上古史官包養行情所記錄的歷史文獻,從而為經學的史學化進程奠基了理論基礎。
(二)“明經史之分”:廖平尊孔尊經立場中的經史新詮
無論是“經”與“史”的詮釋,還是經史關系的闡發,廖均勻與章太炎有著較年夜不合。章太炎以“歷史”的目光審視經典,將六經置于歷史文獻的視域中,解構了經典的神圣性與權威性。比擬之下,廖平將“尊孔尊經”作為畢生治學主旨,是以,他始終維護與捍衛經典的神圣性與權威性。廖平對經的詮釋起首體現在對孔經位置的從頭界定上。
廖平將孔子視為中國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符號和象征,“中國自漢唐以包養網來,辟雍專主尊孔,不言帝王周公也”[22],“尊孔”是漢唐以來始終貫徹的學術傳統和政治傳統。同時,“尊經”是指推尊孔子思惟和六經的普世義理。廖平通過對比六經與史籍,指出六經中的許多軌制與現代史實并不相符:“凡古事與經分歧者,皆為真古事,以《禮》、《樂》二經出于孔修,好像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23]他指出六經并非舊史,而是孔子幻想化的政治設計,旨在為萬世立法,垂教后世:“孔子制作六經,乃為萬世立法,非帝王過去之成跡。”[24]是以,他反對“六經皆史”之論,并明確經之定義:“六藝皆為新經,并非舊史。”[25]
廖平對孔經的推重并未止步于此。在《流演觀》中,廖平提出一個堪稱驚世駭俗的觀點:“凡用六書文字之書,皆出孔后。凡用經語及傳記師說禮制者,皆為孔學。”[26]在廖平看來,年齡以前的中國文字經過孔子收拾、創制,構成了所謂“六書”。這意味著六書文字的應用以及經語、傳記、師說、禮制等內容的傳承,都與孔子及其學說親密相關,這進一個步驟凸顯了孔學在文明傳承中的主導位置。而孔學之影響并不限于中國現代的經史子集,甚至連釋教、基督教、回教等外國教派也與其存在諸多關聯:“墨與耶教、回教、佛法小乘皆為儒教前驅,諸教已行而后孔法可施;佛年夜乘法與《列》、《莊》同,全為天學,與墨成正比例,則孔子之后勁。”[27]廖平對經的定義超出了國家和平易近族的范疇。他認為“全國治亂原于經術”[28],經學所蘊含的哲理和聰明,不僅適用于特定的平易近族和國家,更是對全人類的廣泛關懷和希冀。換言之,六經和孔子所提出的倫理品德與社會法則超出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具有廣泛性和永恒性,足以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石。
廖平對史的定義與詮釋,重要體現在他對經與史的辨義中。在廖平看來,史與經具有本質的區別。他指出:
舊說以記事為史,不知經、史之分。史斷代為書,經為百世法;史可廢,經不成廢。以經專為俟后圣而作。[29]
經學與史學分歧:史以斷代為準,經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錐指》、《年齡年夜事表》,皆以史說經,不得為經學。[30]
從上述內容可知,廖平從三個層面對經、史之分進行辨析。第一,時間跨度。廖平強調,經乃百代之書,包養網價格具有超出時代的廣泛意義和價值;而史則以斷代為準,局限于某一特定歷史時期。這種時間跨度的分歧,決定了經學與史學在效能和目標上的最基礎差異。第二,內容與情勢。經學重視哲理和品德教化的傳達,往往通過微言年夜義的方法,借古喻今,闡述永恒不變的事理;而史學則重要記錄具體的歷史事務和沿革變化,情勢上更側重于考訂和實錄。第三,價值意蘊。廖平認為,經書具有不成替換的價值,是經世致用的最基礎法則,不成輕易廢棄;而史書雖然記錄了豐富的歷史信息,但在價值優先性上不及經書。經書是為后圣而作,具有指導未來世代的深遠意義。是以,經是傳統文明的精華和焦點,具有不成撼動的神圣性和權威性,而史則側重于學術性和研討性,其結果往往需求經過嚴格的考訂和驗證。
在明辨經史之分后,廖平對“以史為經”“古史皆經”等觀點進行了批駁:“以經為史之輩,甚且謂古史皆經,是好學而不沉思,甘為淺見者流也。”[31]他認為“讀書不先明經史之分,則以史目經,是由南轅而北轍也”[32]。若不明經史之分,必會導致“以為文明者,固信經而不諳事實;以經為史者,又逐末而不識本根。謠諑煙霾,孔義不著”[33]。是以,廖平主張“劃分經史之界,而后內容外觀,文野迥異,即孔經之感化亦顯”[34]。
通過對“經史分立”理論的詮釋,廖平反復闡發了經史之別。“經”的重要效能在于空言垂教,為萬世立法,具有超出時空的廣泛指導意義;而“史”則側重于記載事實,為一代紀事,其價值往往受限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地區范圍。他批評當時一些包養平台推薦學者將經學與史學混為一談的做法,認為這違背了經學的本質特征,并通過強調經學的獨立性與神圣性,恢復孔子在經學領域的至高無上位置。廖平的論斷顛覆了“六經皆史”“古史皆經”等將六經視為現代圣王遺教的觀念,將孔子從“述而不作”的傳統枷鎖中束縛出來,賦予其經學創制者的成分。這不僅晉陞了孔子的文明位置,也為經學研討的深刻發展供給了新的視角與標的目的。
二、章太炎與廖平經史觀不合之緣由
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中,東方思惟涌進、社會政治變革及平易近族危機加深,促使國人對傳統學術進行了反思與重構,尤其是對儒家和孔子位置的從頭評估成為焦點議題之一。章太炎和廖平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們對孔子及經史的態度變化,深入反應了傳統文明與現代觀念的碰撞。章太炎對孔子的態度歷經尊孔、詆孔、再尊孔的波折變化,映射出其在近包養代古今之變佈景下的思惟掙扎;廖平則矢志捍衛孔經正統,對孔子及六經無上愛崇,視之為超出時空的文明基石與品德源泉。兩人的不合不僅是個人學術觀點的差異,更是對傳統包養文明價值認知的分野。從章太炎與廖平對儒家及孔子位置的分歧認識進手,可提醒這一不合若何影響了他們的經史觀念。
章太炎對傳統儒學的反思與批評,很年夜水平上源于他對孔子及儒家經典的認識。章太炎早年努力于樸學研討,專研古文經學,與康有為等今文學家背道而馳。之后,章太炎更是反對康有為等人的儒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35]。他屢次批評孔子及其學說,指出儒教之弊在于使人追名逐利、貪圖富貴,“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36]。對于推尊儒教的弊害,他更是極力鞭撻:“漢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徵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掉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37]。在《訄書·訂孔》篇中,他甚至徵引japan(日本)學者遠藤隆吉“孔子出于支那,則支那之禍本也……故更八十世而無進取者,咎亡于孔氏”之說[38],將孔子及其學說視為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和社會進步的阻礙。
但是,章太炎對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態度并非一成不變。1914年,他在編訂《章氏叢書》時,對孔子的態度再度發生變化。他開始宣稱:“圣人之道,罩籠群有”,并孔子之美德“非孟、荀之所逮聞也”[39]。暮年作《自序》時,他自稱“始玩爻象”,“漸知《易》矣”,歸依孔學和《周易》。盡管他潛修佛學多年,但仍認為“孔子之道,所以與佛法不盡同者,正以其降生則能正趣真如,而進世又能經緯人事,是則所謂事理無礙者也”[40]。
此外,從章太炎對孔子的稱謂變化中,也可看出他對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態度演變。他早年曾以“素王”來贊美孔子之德性,但后來在《檢論》中改稱孔子是百父執主。這一稱謂的變化并非隨意,而是有著深入的學術佈景和思惟考量。章太炎身處近代異族侵犯、江山破裂的動蕩政局中,是以,他尤為重視《年齡》“尊王攘夷”之義的闡發。他在論著中有言:
綜觀《年齡》樂道五伯,多其攘蠻夷,捍族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今以立言不朽,為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41]
可知,章太炎認為孔子“立言不朽”有著“為中國存種性,遠殊類”之功,故孔子并非“素王”,而是百父執主。這一稱謂變化,意在確定與贊揚孔子學說對于傳承華夏文明、延續平易近族精力的主要價值。
章太炎對待儒家經典及孔子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尊孔到詆孔,再到尊孔的復雜演變過程。這一演變不僅反應了他個人學術思惟的發展與變化,也折射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傳統文明與現代思潮沖突時的深入思慮與抉擇。
與章太炎分歧的是,廖平學凡六變,而尊孔尊經始終如一。有學者曾指出:“中西文明競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證明本包養行情身的文明優于對方,而最終還是落實于究竟是誰能使對方改變其思惟方法。”[42]從“孔經”這一層面來看,廖平認為孔子及經典具有超出時空的價值和神圣性,是中國文明和品德的基礎地點。廖平認為,孔子作為“素王”,是群經的統宗和經典背后的靈魂。“‘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相互啟發,箴芥相投。自掉此義,則形體決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43]。“素王”具有統宗群經的功效,而群經又是為萬世承平所制作。孔子與六經在歷代儒家學者的推尊與詮釋中,其成分、內涵等均發生嚴重變化。“孔子授命制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年夜義”[44]。自漢代始,孔子即被尊為“素王”,授命代天立法,而六經即是孔子所立萬世不易之法。在古今中西之爭的佈景下,廖平努力于摸索“素王改制”之深義,以此尋求解決古今、中西牴觸之途。
在《何氏公羊年齡十論》中,廖平寫道:
“素王”本義,非謂孔子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義耳……設此法以待其人,不謂孔子自為王,謂設空王以制治法罷了。[45]
“素王改制”是孔子為后世立法的主要體現,也是六經之所以能夠成為萬世不易之法的最基礎緣由。孔子之時,傳統禮制已經無法滿足當時社會的需求,是以他通過刪定六經、融進本身的政管理念等方法,對傳統禮制進行了改造和創新。
身為素王的孔子,在廖平看來,具有超然的神圣性。“生成孔子,作六經、立萬世法,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后亦不再生孔子,前無前人,后無來者,此其所以能統一全球也”[46]。廖平認為孔子的位置在中華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不僅是生成圣人,更是萬世師表。由此,廖平進一個步驟指出“經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萬世”[47],“孔經”不僅蘊含孔子意圖傳遞給后世的微言年夜義,且為后人供給了垂法萬世的基礎思惟。
概言之,章太炎與廖平在儒家與孔子位置上的分歧立場,深層次地反應了他們各自對傳統文明現代價值的懂得及對未來學術走向的構想。章太炎態度的屢次轉變,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思惟演變的軌跡,更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傳統文明與現代科學感性之間尋求均衡的縮影。他初期尊孔,源于對傳統學問的深摯感情與傳承責任感;隨后詆孔,則是對儒家某些教條束縛思惟、阻礙社會進步的深入批評;而最終再尊孔,則是在經歷了西學沖擊與深入反思后,對儒家思惟中積極成分的從頭發掘與確定,體現了他在文明認同上的回歸與超出。
比擬之下,廖平的堅守則展現了一種更為守舊的文明立場。他將孔子及六經視為不成動搖的文明基礎,這不僅是對傳統學術權威的維護,也是對在社會急劇變遷中堅持文明連續性與平易近族認同感的強烈訴求。廖平認為,只要堅守孔經正統,才幹確保中華文明的獨特徵與品德倫理的永恒價值,抵御外來文明的侵蝕,實現文明的自我更換新的資料與持續發展。
這種對儒家及孔子位置的分歧認識,直接導致了章太炎與廖平在經史觀念上的深入不合。章太炎傾向于以批評的目光審視傳統經史,主張接收東方學術方式,對經典進行從頭審視與解釋,以期達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目標。而廖平則加倍重視經典的文本解讀與傳承,強調經文的微言年夜義,努力于維護經學體系的純粹性與權威性,反對過度歐化導致的文明基礎動搖。是以,兩人經史觀念的差異,從最基礎上說是源于對傳統文明現代腳色與價值的分歧定位,以及若何在新舊瓜代的時代佈景下構建學術體系的分歧戰略。章太炎與廖平經史觀之不合,不僅是個人學術觀點的交鋒,更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張力的體現。
三、章太炎、廖平經史觀與近代學術轉型的互動
清末平易近初,中國學術界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轉型,標志著傳統學術體系在現代化海潮中的深入變革與重構。這一過程不僅促使學術框架適應新的時代需求,還驅動傳統學術觀念與價值在現代語境下尋求新的定位與詮釋。在此佈景下,中國學術界展開了深入的自我反思與重構,學者們開始反思傳統學術的局限和缺乏,積極吸納東方學術的精華,推動傳統與現代的深度融會。但是,這場古今中西之爭也裸露出了中國學術在轉型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和窘境。傳統學術中的某些部門難以直接融進現代學術體系,需求在新的語境中尋找合適的表達方法和地位。是以,通過比較章太炎與廖平的經史觀,可剖析其與近代學術轉型之間的互動關系。
章太炎指出:“國于六合,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罷了,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48]他強調語言、歷史在維護國家特徵和種族類別中的主要性,并認為研求國粹、傳承歷史是實現平易近族獨立的關鍵地點。尤為主要的是,章太炎并未將本身的觀點與所固守的古文經學割裂,而是奇妙地將古文經學也納進了“六經皆史”的巨大思緒之中。他認為:
古文是歷史,今文是議論。古文家治經,于當時典章軌制很清楚的確;今文家管理,往往分歧古時的典章軌制。……古文家將經當歷史看,能夠以治史的方法為治經,就沒有紛亂的弊端,經就可治了。這是治經的途徑。[49]
他認為,古文家的經學態度應定位為史家的立場,經學研治中的史學思緒方是可取的途徑。“六藝,史也”。西漢儒生“誦法既狹隘”,又用于“制法決事”,自非正路,惟東漢“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摶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式,核其名實,論其群眾以觀世,而六藝復返于史,秘祝之病不漬于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50]。“復返”二字最為關鍵,六經本即為史,以史法治經才是正則。其后,經學“變于魏、晉,定于唐,及宋、明始蕩。繼漢有作,而次清儒”[51]。較之漢代經師,清儒“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于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52],故其治經“夷六藝于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律,則上眾人事汙隆之跡,猶粗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53]。這一觀點與清儒治經的方式論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清儒已開始嘗試將六經內容與現代歷史相結合進行深刻研討,而章太炎則明確提出了“六包養網經皆史”的論斷,從而在學理層面將研史與治經同等起來,讓經學回歸歷史的來源根基,使得研討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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